10月21日下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召开了中高考改革媒体沟通会。会上透露，2016年北京中考方案中，语文的总卷面分将从120分增加到150分，英语将从120分减至100分，其中听力占50分，化学从原来的80分减少到60分，数学和物理的分值不变。

2016年北京高考改革方案中，语文的总卷面分从150分增加到180分，英语从150分减少到100分，文理科综合从300分增加到320分，同时，2016年的英语科目的高考将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有两次考试机会，学生可参加多次考试，最优成绩进入高考成绩。数学150分不变。

这一改革方案中，英语权重的调整最引人关注。此番调整所为何来？“考试指挥棒”的变动又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教授、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副校长曾晓东认为这项改革有利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是一次积极的尝试。而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则在赞同降低英语权重的同时，指出对于高考改革来说，改革的方向必须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仅靠改分值这条路“行不通”。两人都认为，北京的这项改革，并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作用。

曾晓东认为，舆论十分容易直接把英语和语文的分值变化拎出来说事，但这次改革对文综和理综都有调整，教委调整的真正目的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她解释说，语文重在培养学生的一种人文修养，目的是提升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人、对自然、社会、心理的认知与思考。而英语，对中国学生来讲，则是一门与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这个工具很重要，但对学生知识结构塑造来说，与语文科目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有人会说，科技领域的前沿发展与研究，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不应该在教育中弱化。曾晓东表达其个人观点称，虽然各领域前沿的交流与学习需要英语，但对中小学教育阶段来讲，以往过于重视英语的做法收效不高，是为少数人设计的。

她继续解释道，教给孩子什么内容，主要基于培养孩子认知能力的目标，特别是基础教育，更应该注重认知能力，这包括情感、推理和实践方面的能力。中国文字的细腻、形式美感和语言韵味，是培养孩子情感认知的重要来源。她也承认，这些传统的感性的认知与现代社会相关很少，这个社会整体是越来越粗犷的，所以孩子们普遍国学基础也差。

这位在基础教育一线工作研究12年的教授认为，这次政策制定并不是简单听从呼声的“灭火”式调整，而是主动去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大众很难看到孩子知识结构的重要性，这是个现实问题，但并不代表构建知识结构不重要。”

不过，在当前的高考录取规则下，为社会诟病良久的应试型教育方式并不会因为某一科权重的调整而改变，学生负担总量不可能因此减轻，调整知识结构的美好理想也未必能顺畅实现。熊丙奇说，“社会舆论之所以赞成北京的英语改革方案，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降低了英语的权重，也打破‘一考定终身’，可减轻学生的考试负担，可是，如果深入分析目前的高考录取规则，就很难得到乐观的判断”。

他指出，“高考改革，如果不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是很难有改革的效果的”。因为在集中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综观各省市近年的高考改革，都是在调整科目上做文章。熊丙奇列举了江苏等地2008年调整高考科目的例子。他说，早在2008年，江苏就已经在高考中降低了英语的分值，当地高考总分480分，英语120分，占四分之一权重，语文和数学的总分则为360分，占四分之三权重，但这一改革并没有让江苏考生就不重视英语，也没有改变英语的教学方式。他说，由于改革空间很小，已经被证实效果不好的改革，又在北京成了“新方案”。

熊秉奇认为，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必须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否则所谓的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这种“折腾”不顾及政策的连续性，也不吸取失败的教训，还常常回到原点。而集中录取制度无法突破的根源，则是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愿意把权力下放，因为如果“拿来”国外大学的申请入学制度，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中介，把选择权交给学生。